本网讯（通讯员 管玉琢）8月28日下午，武汉大学珞珈中国哲学讲坛第二讲“思想史与哲学史视域下的‘宋学’研究”在威尼斯欢乐娱人v3676B214报告厅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刘丰老师主讲，威尼斯欢乐娱人v3676李巍老师主持，廖璨璨老师评议。

刘丰老师从“宋学”一词在明代唐枢《宋学商求》和《四库提要》中的提出讲起。“宋学”一般有两个用法：一是经学史的用法，表示经学内部的分期分派；二是与“汉学”相对而言的经学研究方法，前者重训诂而宋学重义理。由此，讲座分为五个部分展开。

首先，刘老师强调“宋学”是一个史学概念。本词出自史学界，这意味着要从史学的角度研究宋代儒学。上世纪四十年代，陈寅恪试图通过对宋代新儒学产生的历史过程的揭示，尤其是强调佛道二教的影响，来重塑新儒学产生的历史过程及其义理内涵。早期儒学关注人伦秩序和典章制度，而受佛老影响后的宋明理学转向了思辨哲学。同时，宋学也是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用史学考证的方法研究宋代儒学，即“用汉人的方法做宋人的学问”。

接着，刘老师比较了思想史与哲学史两种研究思路。历史学家认为，以往的研究脱离了与当时社会的内在联系，内容上以理学为主，窄化了宋学的内容。胡适区分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两种线索：内在与外在的线索，前者是哲学的方法，后者是史学的方法。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史学的方法不仅重训诂和考据，还认为应将思想观念还原到具体的社会历史中。其中，侯外庐认为，应将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这里的社会史并不意味着简单介绍某一问题的社会背景，而是社会史论战意义上的“社会史”，即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漆侠以唐宋之变、士大夫阶层的兴起等社会结构的变化解释“疑经”思潮。与之相对，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则以陈来教授的研究为典范，其主旨是认为儒学首先是哲学思想，理学体系“具有很强的哲学性和思辨性”。如今，思想史研究有所边缘化，这与之前的史学结论较为死板不无关系。尽管如此，思想史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应该被重新审视。

刘老师继而以两个例子，展开说明了以上两种研究思路所带来的不同结论。一是对“宋学第一人”的认定，邓广铭和漆侠都认为，王安石是“宋学”的开创者，周敦颐、二程等人在当时的影响力较小；蒙培元则认为，范仲淹是“宋代理学的倡导者”；而由汤一介、李中华主编，陈来、杨立华、杨柱才和方旭东执笔的《中国儒学史》“宋元卷”中，将“三先生”放在“绪说”，以范仲淹为第一章讲述北宋前期的儒学。李存山更是明确提出范仲淹才是真正的“宋学第一人”。二是指出对《西铭》的研究角度不同导致了研究结论的不同。传统理学研究认为，《西铭》的主旨是理一分殊；现代的哲学史研究则对《西铭》做出了两个维度的解释：冯友兰的“境界说”认为其达到了超道德意义的天地境界，杜维明则认为《西铭》展现了人的宗教性，表达人与天地相连的可能性。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侯外庐认为《西铭》合理化了人间等级制度，目的在于加强封建道德的权威。同时，也有社会史的解释，如漆侠认为《西铭》是张载站在大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为缓和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安慰剂”。政治史的解释以余英时为例，他认为《西铭》中的“理一分殊”表达了士人与帝王“共治天下”的“承当”精神，是为了消解绝对君权。

最后，刘老师总结了思想史与哲学史两种不同的视角对儒学研究的意义。刘老师认为，思想史与哲学史两种研究方法具有各自的边界，因而各有优缺点，“内在的线索”与“外在的线索”应相互理解、相互吸收，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儒学的研究。

评论人廖璨璨老师认为，哲学史与思想史的进路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切入视角以及回答，丰富了研究视野和方法，比如“宋学第一人”背后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关涉到如何界定宋学和理学，特别是要重新考察和安顿“宋学第一人”与二程等人之间的思想关系。同时，对《西铭》的不同解释也关涉到北宋思想前后期“仁”与“礼”的关系，而这一问题并不能仅仅在哲学史研究中被回应，更需要寻求思想史的解释。此外，文碧方老师和肖航老师对讲座发表了评论，两位同学也就讲座主题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刘丰老师都一一详细回应，师生讨论热烈，会后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良多，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