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波，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威尼斯欢乐娱人v3676（IIP）院士，国际科学哲学院（AIPS）院士，主要从事逻辑学和分析哲学研究。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https://epaper.csstoday.net/epaper/read.do?m=i&iid=6651&eid=47411&sid=219317&idate=12_2023-09-08

今年7月24日至29日，第17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技术哲学会议（缩写为CLMPST）在阿根廷首都布利诺斯艾利斯举办。由于航程很长，往返（加上转机时间）需要5-6天，并且与北京时差11个小时，几乎是白天和黑夜颠倒，我于7月20日出发，8月2日上午才回到北京。这是一趟丰富且有意思的经历，值得记叙一下。

先说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出了海关，乘坐出租车去我预定的旅馆，立刻感受到外面湿润、凉爽和清新的空气，据说这就是该城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因为该城位于拉普拉塔河南岸的缘故。此后乘坐城市巴士对该城稍作游览，感受到一派欧洲风范，该城有南美洲巴黎的美誉：以石料为主的城市建筑，这些建筑的年头都比较久，楼层大都在十层以下，成群成片的高大新建筑并不多，这说明该城市发达得比较早，这与中国的情形很不同，我们这里到处都是现代化的新建筑；当然该城也有比较破旧的小区，例如著名的博卡青年足球队的主场所在地一带。有宽阔的城市主干道，特别是由北向南横穿整个城市的七九大道，宽约140米，据称是世界上最宽的马路；到处可见大片的城市公园和绿地，供人们休闲、娱乐和体育锻炼；当然也有很多风景名胜之地，如我抽暇游览过的方尖碑、国会大厦及其国会广场、玫瑰宫（阿根廷总统府）、五月广场、圣马丁大教堂、圣马丁广场、科隆大剧院、国家艺术馆、拉美艺术馆等等，它们大都相距不远。该市最大最著名的书店——雅典人书店，就坐落在我所住的旅馆旁边，由原来的剧院改建而成，上下四层，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我个人先在里面逛了一遍，后来又与参会的几位中国同事一起逛了一遍。在街上所见的绝大多数是白人，很少见到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比在欧洲城市如伦敦和巴黎见到的黑人少多了，这是因为阿根廷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目前的居民大都是欧洲人特别是西班牙和意大利人后裔，当地原有的印第安人在该城并不多见，这也说明殖民历史的残酷和血腥。所以，该城文化的主体风格是欧洲式的，例如我参观过的阿根廷国家艺术馆，其展品与在伦敦、巴黎、甚至俄罗斯等国家看到的属于同一类型，只是水准低一个或几个档次，几乎没有特别令人惊艳的藏品；倒是在参观离它不远的拉美艺术馆时，感受到一种新的风格：夸张、抽象、变形等土著或现代艺术元素。从这两个艺术馆中，真正看到的以当地土著视角描述阿根廷历史的（带有反抗和控诉意味的）作品很少，大都是来自到这里殖民的欧洲人视角。

再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感受到的阿根廷经济状况。出海关时，由于要乘坐出租车的缘故，用两百美元兑换阿根廷货币——比索，按当天的官方汇率，1美元换268比索。后来才发现，阿根廷民间市场上通行汇率是1美元换500比索，甚至可以直接用美元按这个汇率支付出租车费、在市场上购买商品、付餐费等，对方还很高兴。街道上有很多吆喝兑换货币的人，1美元兑500比索，我曾经在民间市场上兑换过不到一百美元。我所住的小旅馆连三星级都算不上，把阿根廷比索按官方汇率换算成美元收费，每天117美元，这等于支付了比当地人高一倍的价钱。官方汇率比民间汇率高近一倍，这说明阿根廷经济有比较严重的问题。比较僻静的街道上可以见到很多露宿者，寄居在某些建筑的屋檐下，也有不少乞讨者。一次我在街头露天餐馆吃午餐，点了阿根廷牛排以及配套的炸薯条、面包等，还点了一杯啤酒，没有吃完，一位路过的看起来像打工者的人对我说：可以把这些剩余食物给他吗？我点头同意。同时参会的一位年轻中国同事甚至在离开会场所不远的地方被抢，但他足够勇敢，又把被抢的包夺回来了。该市有很多类似于跳蚤市场的购物街，就在街道上摆摊，距离很长，我还在这样的市场上给小孙女买了有阿根廷风情的小礼品。但布宜诺斯阿里斯依然是一座相当富庶的城市，从下面一点就可以看出来：街道上咖啡馆和餐馆鳞次栉比，且大都人满为患，或许因为该市居民大都是欧洲人做派，不怎么存钱，把在外面喝咖啡、就餐、与人交谈视为日常必需，不像在国内，由于过去都穷怕了，刚刚变得富裕一点，时间不长，并且有买房还贷、子女教育和个人医疗等等的“亚历山大”，人们大都谨慎消费，节俭度日。

最后再重点说说第17届CLMPST这个会。CLMPST是由科学技术的历史与哲学国际联盟底下的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技术哲学分会（the Division of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缩写位DLMPST/IUHPST）主办，每四年一次。这次由阿根廷主办，会议主题是“不确定世界中的科学和价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一幢教学楼内开会。据说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参会学者600多人，实际参会的中国学者至少有6人：武汉大学陈波，清华大学刘奋荣、杜少凯、董焕防（后两者为博士生）、中国科学院大学张立英、中国科技大学张贵红，有些中国学者论文被接受但签证未及时办成而未能参会。大会实际上有两个议程：一是参会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二是DLMPST代表大会。

学术交流分为大会报告、专题论坛和众多的小型分组会议。有三位大会报告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讲座教授Helen Longino, 报告题目为“科学、价值、‘发展’：科学的形象为什么重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讲座教授Philip Kitcher，报告题目是“为什么气候行动如此艰难？”；巴西坎皮纳斯大学教授Itala D’Ottaviano，报告题目为“阐释矛盾：西方思想中的弗协调推理”。大会还有20位特邀被告人，他们在各种专题论坛上报告论文，清华大学刘奋荣教授是特邀报告人之一，报告题目为“社会认知逻辑”。我作为其成员的国际科学哲学院（AIPS）也在会议上设有一个专题论坛：“科学中的证成、创造性和可发现性”，基本上是把去年在意大利帕维亚大学召开的AIPS年会的部分内容搬到这次会议上，由于我去年因为疫情未参加该次会议，我的发言未列入该论坛。我只在一个小型分组会议上报告论文“逻辑例外论及其困境”。除大会报告和参会者自己的发言外，参会者自由选择去参加哪个专题论坛或哪个小组会议，或者专门去听哪个人的报告，当然也有参会者有时离会而去参观游览。由于会议规模太大，报告和发言内容非常庞杂，无法分身去同时参加各种论坛和小组会议，我没有能力在这里对其具体内容做出比较精准的概述。

DLMPST代表大会仅由作为DLMPST会员的国家代表和学术组织代表参会。邱仁宗教授是DLMPST的中国联络人，由于年纪太大未能与会，他指定我为中国代表，参与代表大会的各项讨论和投票事宜。去年我还被选为DLMPST理事会底下特设的选举提名委员会的6名成员之一，但实际上我们并未参与理事会选举提名，只是开了几次网络会议，根据上次代表大会和理事会的提议，讨论有关章程和议程的修改事宜，形成提案向大会报告，供大会表决通过。由于上届理事会主席Nancy Cartwright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未能与会，也未见到两位副主席在大会上现身，代表大会仅由DLMPST秘书长Benedikt Loewe主持，并由他向会议报告各项事宜，依次供讨论和投票，尽管其中也有异议和讨论，但多数事项仅由举手或唱喏通过，唯一付诸投票的就是从上届理事会推荐的32位候选人中选举评议员（accessor），上届理事会建议全部候选人都可当选，但投票结果出乎意料，仅有8人当选，清华大学刘奋荣教授是当选者之一，这很不容易，说明她得到广泛的国际认可，也由此进入了DLMPST理事会，她还是此次会议新设的逻辑教育委员会的6名成员之一。顺便说一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成素梅教授是上届理事会中的评议员。DLMPST理事会由6名执委和8名评议员组成。6名执委分别是：理事会主席、两位副主席、上届理事会主席、司库和秘书长。在这次会议上，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Valentin Goranko当选为新一届DLMPST理事会主席，他是一位逻辑学家，曾应邀来中国多所大学讲学和开设短期课程。根据DLMPST章程，理事会成员不得在同一职位上连任。代表大会最后决定，第18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哲学会议由日本神户大学在2027年举办。

顺便说一下，国际学术机构理事会的规模都很小，除上面说到的DLMPST理事会之外，我作为其成员的国际哲学院（IIP）理事会仅由一位主席、两位副主席、三位评议员、一位秘书长、一位司库组成，主席任期为四年，不得连任。我同样作为成员的国际科学哲学院（AIPS）的理事会人数更少：由一位主席、两位副主席、两名评议员组成，主席任期两届，一届三年，不得再连任。美国哲学会主席职位更是一年一换，完全是荣誉性的，而荣誉要由适当的人去分享。国内学术团体理事会的名单常常是一大堆，甚至副会长就有多位甚至十多位，我个人觉得，这实在没有必要，不是人多好办事，而是人多不办事，或者人多扯皮多，有必要做些改革。

最后说说阿根廷方面如何办会，总的特点是：让学术的事情完全归学术，尽量把事情简单化，并且非常节俭，用中国的标准来看，甚至堪称寒酸。在开幕式上，主席台没有坐一大堆人，没有任何国家层面或市级层面的政府官员现身，甚至未见大学校长、副校长现身，先由当地组织委员会主席讲话，后由DLMPST理事会秘书长讲话，再由理事会主席Nancy Cartwright作了个录像讲话，持续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参与闭幕式的人数很少，其形式和程序与开幕式类似，做简单致辞和发言的有：当地组织委员会主席、DLMPST上届秘书长、会议程序委员会负责人、大会服务人员代表、第18届会议主办者日本神户大学代表，以及新当选的DLMPST主席，都讲得很短，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总的感觉是：没怎么把它们当一回事，not a big deal，会议主要内容应该是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会议主办方的花费应该不多，他们只提供开会场所，以及每天开会期间的茶歇：有咖啡、饮料、水果和点心，上下午各一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会第一天，每位与会者凭参会名牌，领取一个稍微精致一点的纸质杯，凭该杯子才能去喝咖啡。我以为是每天领取一个，第二天就放在旅馆里，没有带去，当天就不能喝咖啡，那里没有新杯子供应。第三天我洗了洗那个旧杯子又带去了，在喝咖啡时与人聊天，放在某处，忘记拿了，以后几天我就不能再喝咖啡了，甚至连喝水也找不到杯子，有一次实在太渴了，到处找杯子喝水，找不到，最后是一位当地参会者用他的杯子让我喝水，以后几天我就自己带一瓶矿泉水去开会。会议还有一次招待会，那天我实在太困了，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就未去参加招待会，去旅馆睡觉。根据我2019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参加国际哲学院（IIP）年会的经验，所谓招待会，就是提供一些酒水、简单的冷食和点心，大家倒点酒，拿着酒杯跟人聊天，根本吃不饱的。事后我问参加过阿根廷主办方招待会的中国同事，所述情形与我所知道的上述情形类似，参会者拿着杯子倒点酒水，站着跟人聊天，服务人员拿着装有点心的盘子在人群间走来走去，由于人多供应少，很快就抢光了，根本吃不饱，事后只好自己再买点东西吃。主办方还组织了一次大会晚餐（congress dinner），参会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参加，必须自己掏35美元购买餐券，主办方用车把人送至餐馆，主食当然是阿根廷牛排、红酒、黑咖啡和甜点，餐后再用车把有需要的人带至开会场所附近，各自想办法回宾馆。开会场所是大学教室，但设施很不好，椅子、黑板等等都有些破旧，没有国内几乎每个大学教室里都有的电教设备，一切都要临时安排，并且常常出问题，在这方面国内大学绝对胜出。西方是民主制国家，用纳税人的钱非常小心谨慎，不敢大手大脚，这一点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们有时候是过于奢侈和浪费了，讲究排场和脸面，实际上是一种不太文明的表现。

参加学术会议，也是结交新朋旧友、拓展学术人脉的重要机会。跟在国内一样，除学术实力之外，学术人脉对个人的学术发展很重要。以我自己为例，我之所以能先后当选国际哲学院（IIP）和国际科学哲学院（AIPS）的院士，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我五十岁之后在国际A&HCI期刊上发表了20多篇英文论文；二是我是中国哲学家，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盛，许多国际学术荣誉机构也在寻找合适的中国学者代表；三是通过在芬兰赫尔辛基、美国迈阿密、英国牛津、日本东京的四年访学，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以及我在北京大学组织的多次国际会议，累积了广泛的且层级很高的国际学术人脉，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中有些人就会想到我，例如提名推荐我选国际哲学院院士的就有三位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系统。刘奋荣这次能够当选DLMPST理事，也与她由阿姆斯特丹学派扩展开来的国际学术人脉很有关系。据我所知，在这方面与我和刘奋荣类似的，还有浙江大学廖备水、熊明辉和我的武大同事程勇等。在阿根廷会议上，我邀请同时参会的几位国际科学哲学院（AIPS）的同事，加上刘奋荣，共进晚餐，聊天聊地聊学术，加深彼此的了解，过得很愉快。会议结束当晚近九点，我还和张立英一起，自己购票去科隆大剧院，先吃阿根廷风格的牛排晚餐，再欣赏南美风格的探戈舞会，直至晚11点多才结束。